□杨修元
位列 “唐宋八大家”的王安石和苏轼，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，都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。两人因缘际会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、内忧外患的年代，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。政见上的背道而驰，使王安石与苏轼在官场中针锋相对。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到底是 “不共戴天”还是 “文人相亲”呢？
当时，王安石是变法派领袖，而苏轼看到王安石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贪腐之人利用，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，对王安石激进改革作风不能苟同，于是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。
熙宁二年 （1069年），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，谋求兴办学校，在科举考试中废除诗赋等科目，专以经义、论、策来考试。苏轼随即上《议学校贡举状》，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，得到宋神宗的召见。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。
之后，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，王安石强烈反对： “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，别试以事可也。”当王安石得知宋神宗打算任用苏轼为谏官时，更是极力阻止，并派苏轼去做开封府管杂事的小官。
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，又呈上 《上神宗皇帝书》 《再上神宗皇帝书》，直言反对新法，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，是苏轼的 《拟进士对御试策》，其中写道： “晋武平吴，独断而克；苻坚伐晋，独断而亡；齐桓专任管仲而霸，燕哙专任子之而败；事同功异。”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 “独断专行”。
王安石怒不可遏，向宋神宗谏言： “苏轼才亦高，但所学不正……请黜之。”几天后，他又对宋神宗说： “如苏轼者，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臣之心，安肯为陛下用！”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柩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，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，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。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，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，苏轼自知已无法在朝中待下去，于是请求外放，出任杭州太守。
苏轼虽去，但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。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，罢相辞官，回到江宁老家。苏轼与王安石一先一后离开朝廷，才有机会冰释前嫌。
元丰初年，王安石的 “朋党”李定、舒、何正臣等人向宋神宗上奏，说苏轼 “谤讪朝廷”。宋神宗震怒，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。不久，苏轼被定罪候斩。除其弟苏辙外，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敢为苏轼求情。此时，王安石身在江宁，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 “乌台诗案”时，苏轼罪名已定，性命危在旦夕。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而苏轼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，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到京城，将自己的亲笔信呈给宋神宗。信中说道，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，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。宋神宗对王安石敬重有加，看过信后，亦觉得颇有道理，便下旨释放苏轼，将他贬到黄州。
元丰三年 （1080年），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，途经江宁，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，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，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，以消除多年的隔阂。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，马上披蓑衣戴斗笠，骑着瘦驴，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。两人在江边饮酒和诗，通宵达旦。此后，两人同游数日，畅谈甚欢。
事实上，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云人物，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。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而二者的初衷，都是为国为民，绝不存在对错之分，忠奸之别。王安石与苏轼，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，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，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，成为中国历史上 “文人相亲”的楷模。
文豪政敌亦相亲
《山东工人报》（2024年09月09日 第A4版）
位列 “唐宋八大家”的王安石和苏轼，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，都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。两人因缘际会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、内忧外患的年代，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。政见上的背道而驰，使王安石与苏轼在官场中针锋相对。王安石与苏轼的关系到底是 “不共戴天”还是 “文人相亲”呢？
当时，王安石是变法派领袖，而苏轼看到王安石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常被贪腐之人利用，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，对王安石激进改革作风不能苟同，于是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。
熙宁二年 （1069年），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，谋求兴办学校，在科举考试中废除诗赋等科目，专以经义、论、策来考试。苏轼随即上《议学校贡举状》，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，得到宋神宗的召见。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。
之后，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，王安石强烈反对： “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，别试以事可也。”当王安石得知宋神宗打算任用苏轼为谏官时，更是极力阻止，并派苏轼去做开封府管杂事的小官。
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，又呈上 《上神宗皇帝书》 《再上神宗皇帝书》，直言反对新法，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，是苏轼的 《拟进士对御试策》，其中写道： “晋武平吴，独断而克；苻坚伐晋，独断而亡；齐桓专任管仲而霸，燕哙专任子之而败；事同功异。”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顾阻挠的 “独断专行”。
王安石怒不可遏，向宋神宗谏言： “苏轼才亦高，但所学不正……请黜之。”几天后，他又对宋神宗说： “如苏轼者，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臣之心，安肯为陛下用！”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柩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，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，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。虽然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，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，苏轼自知已无法在朝中待下去，于是请求外放，出任杭州太守。
苏轼虽去，但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。王安石在遭逢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，罢相辞官，回到江宁老家。苏轼与王安石一先一后离开朝廷，才有机会冰释前嫌。
元丰初年，王安石的 “朋党”李定、舒、何正臣等人向宋神宗上奏，说苏轼 “谤讪朝廷”。宋神宗震怒，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。不久，苏轼被定罪候斩。除其弟苏辙外，满朝文武大臣无人敢为苏轼求情。此时，王安石身在江宁，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 “乌台诗案”时，苏轼罪名已定，性命危在旦夕。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，而苏轼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，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到京城，将自己的亲笔信呈给宋神宗。信中说道，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，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。宋神宗对王安石敬重有加，看过信后，亦觉得颇有道理，便下旨释放苏轼，将他贬到黄州。
元丰三年 （1080年），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，途经江宁，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，深为过去王安石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，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，以消除多年的隔阂。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，马上披蓑衣戴斗笠，骑着瘦驴，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。两人在江边饮酒和诗，通宵达旦。此后，两人同游数日，畅谈甚欢。
事实上，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云人物，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。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，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，而二者的初衷，都是为国为民，绝不存在对错之分，忠奸之别。王安石与苏轼，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，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，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，成为中国历史上 “文人相亲”的楷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