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如何看病

　　□江舟
　　西汉有位名医叫淳于意，因担任过管理粮仓的小官，人们也称他“仓公”。他有个习惯，每治好一个病人，便详细记录下患者的姓名、住址、病症、药方乃至治疗过程。若是没治好，他也如实记上一笔，绝不粉饰。这些记录被他称为“诊籍”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病历。正是靠着这份严谨，淳于意的医术日益精进，名扬齐鲁。
　　然而，对古代的大多数百姓来说，能遇上淳于意这样的良医，实在是一种奢望。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，古已有之。医者的医术参差不齐，名医不仅难遇，诊金也高得吓人。寻常人家生了病，若非性命攸关，多半是扛一扛就过去了。正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，虽然医术精湛、医德高尚，每到一地便随俗为变——在邯郸做妇科医生，到洛阳治老年病，来咸阳又成了儿科医生。但像他这样仁心济世的良医毕竟是少数，多数百姓仍旧求医无门。
　　历代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。早在周朝，朝廷便设有“疾医”一职，负责“掌养万民之疾病”。只是疾医数量有限，难以惠及天下苍生。于是，每逢瘟疫肆虐，朝廷便会赐药于民。西汉元始二年，天下大旱，蝗灾四起，权倾朝野的王莽便以汉平帝的名义，向灾民发放药品。南宋绍兴年间，京师疫病流行，宋高宗也派出翰林院医官，走街串巷为百姓义诊施药。
　　真正称得上创举的，是北魏时期设立的“别坊”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面向基层的政府性常设医疗机构，专为穷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，医药费用全部由朝廷承担。为了保障医疗水平，北魏还建立了医者分类考核制度，按诊疗水平给予奖惩。可惜的是，别坊仅限于京畿地区，边远地方的百姓，只能靠朝廷编纂的“医疗手册”聊以自救。
　　唐朝的医疗卫生机构更为完备。开元十一年，唐玄宗亲制《广济方》颁示天下。考虑到百姓买不起笔墨，无法抄录药方，皇帝还下诏要求在各处交通要道张榜公布医药知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唐朝以立法形式规范医者行为——《唐律》规定，医者若因贪财而诈称患者病情严重，以盗窃罪论处。这无疑为百姓的医疗权益增添了一道保障。
　　到了宋朝，官办药店的出现，让看病这件事变得更加亲民。熙宁三年，王安石推行新法，将药品纳入国家专卖，设立了合剂局、太平惠民局等官办药店。这些药店专为百姓提供价格低廉、疗效确切的成药，颇受欢迎。与此同时，带有慈善性质的医疗机构也在各地兴起。元五年，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，见当地疫病流行，便领头建起了一所病坊，取名 “安乐坊”。后来官府接管，更名为 “安济坊”。自此，安济坊这类慈善医馆在各地纷纷建立，明清时期的养济院也是由此演化而来。
　　从周朝的疾医到北魏的别坊，从唐朝的立法到宋朝的官办药店，古人在解决看病难、看病贵的问题上，着实费了不少心思。只是，无论朝廷如何努力，名医依然是可遇不可求，药费依然是一笔沉重的负担。千百年过去，人们对良医的渴望、对廉价医药的期盼，其实从未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