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李君君
从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，到新世纪以来的 “新农民”想象，再到 “70后”作家的 “乡土血脉”，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张丽军二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：在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中，文学如何理解乡村，又如何保存普通人的生命经验。看似分属乡土文学史与当代作家研究的两个方向，实际构成了一条彼此贯通的问题线索。沿着这条线索，可以看到乡土中国由社会图景进入作家内心、由文学题材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过程。
张丽军的乡土文学研究，最初从农民形象切入。《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》并不满足于梳理不同作品写了哪些农民，而是进一步追问：作家站在什么位置观察农民，赋予他们怎样的性格与命运，又借这些形象表达了何种现代中国想象。从鲁迅笔下的阿Q、闰土和祥林嫂，到赵树理等作家塑造的乡村新人，农民从来不是静止的文学类型。他们的面貌随着启蒙、革命、国家建设和社会转型而改变，也折射出现代知识分子理解中国道路的不同方式。
这种研究由人物进入历史，却没有停留于宏观判断。人物怎样说话，如何劳动，怎样处理家庭、土地和乡邻关系，都是社会变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痕迹。张丽军把文学文本、农民观念和乡土社会联系起来，使农民形象不只是需要同情的对象，也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入口。文学之所以重要，正在于它能把制度和观念的变化还原为具体的人，呈现宏大叙事难以细致呈现的犹疑、疼痛、眷恋与希望。
在《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》中，这一思路获得了新的推进。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传统乡村如何被批判、改造，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如何更新，农民如何成为新的生活与文化主体。乡村既不能被视为等待消失的落后空间，也不能被装点成未经反思的精神故乡。面对人口流动、生产方式变化和熟人社会松动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：哪些地方经验仍具有生命力，哪些传统需要重新选择和转化，新的乡村生活又将形成怎样的伦理关系。由农民形象走向文化重建，体现了张丽军乡土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现实关怀。
当研究视野转向 “70后”作家，这些问题并没有中断，而是进入了一代人的生命史。 “70后”成长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年代。不少作家的童年仍与土地、村庄、集体生活和熟人社会相连，青年时期却经历市场化、进城潮和大众文化兴起，中年以后又置身网络化、全球化的生活。同一个人的记忆中，常常叠合着乡村、县城、工厂、都市乃至世界。张丽军由此把他们理解为社会转型的亲历者：乡土不只在作品描写的村庄里，也留存在作家的时间感、伦理意识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中。
“乡土血脉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获得解释力。它所指向的，并非简单的籍贯和乡村题材，而是人在离乡、迁徙和回望中不断辨认自身来路的过程。故乡的语言、食物、劳动、亲情和地方风俗，经由城市生活与文学经验重新组织，进入人物塑造和叙事形式。付秀莹、魏微、鲁敏、徐则臣、路内、乔叶等作家的创作道路各不相同，但他们对于乡村、县城、工厂和都市的书写，都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中国人如何在流动中安放记忆、重建关系。
这一观察也使 “70后”研究摆脱了单纯的年龄划分。出生年代只是自然时间，真正形成一代作家精神特征的，是共同遭遇的历史变化。乡土童年、工业青春和数字时代的中年经验相互交错，使他们既能感受传统生活的内在温度，也能体会城乡转型带来的断裂。因此，从乡村走向城市和世界，并不意味着乡土经验的终结。它可能转化为对劳动的理解、对家庭伦理的反思，也可能表现为对迁徙、漂泊和地方感消失的敏锐体察。
反过来， “70后”作家研究也拓展了乡土文学的边界。今天的乡土早已不是封闭的村庄。农民进城、青年返乡、县城扩张、工厂生活以及城乡家庭网络，都在改变文学书写的空间。张丽军提出 “新城乡文学”，正是试图把进城、返乡与城乡交融放在同一现代化进程中考察。乡土由地理概念变成一种关系：人与土地、家庭、地方语言和过去生活的联系，即使置身都市，也可能持续发生作用。
当然， “血脉”富有情感力量，也需要保持开放。并非所有 “70后”作家都拥有相同的乡村经验，地域、性别、阶层和家庭背景会形成不同的生命感受。乡土经验也不是与生俱来、原封不动地流入作品，而是在回忆和写作中经过选择、批判与重构。把 “乡土血脉”理解为一种不断生成的文化记忆，既能保留这一概念的温度，也能容纳都市、工业、女性经验和不同文体的丰富表达。
从农民形象到乡土血脉，张丽军的研究呈现了一种贴近中国现实的文学批评路径：既从作品细部理解人物的悲欢，又把个人命运放回百年乡土变迁；既关心传统的流失，也思考文化重建的可能。它最终提醒我们，乡土不是已经远去的背景，而是现代中国人在离开、返回与重新讲述中持续面对的历史关系。文学对这段关系的书写，使高速变化的时代重新获得人的面孔，也使我们得以从一代人的生命深处，理解乡土中国如何走向今天。
（作者系何香凝美术馆典藏研究部研究人员）
乡土中国如何进入一代人的生命
——读张丽军《乡土血脉与当代中国故事》
《山东工人报》（2026年08月21日 第A4版）
从现代文学中的农民形象，到新世纪以来的 “新农民”想象，再到 “70后”作家的 “乡土血脉”，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张丽军二十余年的学术研究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：在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中，文学如何理解乡村，又如何保存普通人的生命经验。看似分属乡土文学史与当代作家研究的两个方向，实际构成了一条彼此贯通的问题线索。沿着这条线索，可以看到乡土中国由社会图景进入作家内心、由文学题材转化为文化记忆的过程。
张丽军的乡土文学研究，最初从农民形象切入。《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》并不满足于梳理不同作品写了哪些农民，而是进一步追问：作家站在什么位置观察农民，赋予他们怎样的性格与命运，又借这些形象表达了何种现代中国想象。从鲁迅笔下的阿Q、闰土和祥林嫂，到赵树理等作家塑造的乡村新人，农民从来不是静止的文学类型。他们的面貌随着启蒙、革命、国家建设和社会转型而改变，也折射出现代知识分子理解中国道路的不同方式。
这种研究由人物进入历史，却没有停留于宏观判断。人物怎样说话，如何劳动，怎样处理家庭、土地和乡邻关系，都是社会变迁落实在日常生活中的痕迹。张丽军把文学文本、农民观念和乡土社会联系起来，使农民形象不只是需要同情的对象，也成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入口。文学之所以重要，正在于它能把制度和观念的变化还原为具体的人，呈现宏大叙事难以细致呈现的犹疑、疼痛、眷恋与希望。
在《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新农民想象》中，这一思路获得了新的推进。研究的重心不再只是传统乡村如何被批判、改造，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文化如何更新，农民如何成为新的生活与文化主体。乡村既不能被视为等待消失的落后空间，也不能被装点成未经反思的精神故乡。面对人口流动、生产方式变化和熟人社会松动，真正值得追问的是：哪些地方经验仍具有生命力，哪些传统需要重新选择和转化，新的乡村生活又将形成怎样的伦理关系。由农民形象走向文化重建，体现了张丽军乡土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现实关怀。
当研究视野转向 “70后”作家，这些问题并没有中断，而是进入了一代人的生命史。 “70后”成长于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年代。不少作家的童年仍与土地、村庄、集体生活和熟人社会相连，青年时期却经历市场化、进城潮和大众文化兴起，中年以后又置身网络化、全球化的生活。同一个人的记忆中，常常叠合着乡村、县城、工厂、都市乃至世界。张丽军由此把他们理解为社会转型的亲历者：乡土不只在作品描写的村庄里，也留存在作家的时间感、伦理意识和观察世界的方式中。
“乡土血脉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获得解释力。它所指向的，并非简单的籍贯和乡村题材，而是人在离乡、迁徙和回望中不断辨认自身来路的过程。故乡的语言、食物、劳动、亲情和地方风俗，经由城市生活与文学经验重新组织，进入人物塑造和叙事形式。付秀莹、魏微、鲁敏、徐则臣、路内、乔叶等作家的创作道路各不相同，但他们对于乡村、县城、工厂和都市的书写，都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中国人如何在流动中安放记忆、重建关系。
这一观察也使 “70后”研究摆脱了单纯的年龄划分。出生年代只是自然时间，真正形成一代作家精神特征的，是共同遭遇的历史变化。乡土童年、工业青春和数字时代的中年经验相互交错，使他们既能感受传统生活的内在温度，也能体会城乡转型带来的断裂。因此，从乡村走向城市和世界，并不意味着乡土经验的终结。它可能转化为对劳动的理解、对家庭伦理的反思，也可能表现为对迁徙、漂泊和地方感消失的敏锐体察。
反过来， “70后”作家研究也拓展了乡土文学的边界。今天的乡土早已不是封闭的村庄。农民进城、青年返乡、县城扩张、工厂生活以及城乡家庭网络，都在改变文学书写的空间。张丽军提出 “新城乡文学”，正是试图把进城、返乡与城乡交融放在同一现代化进程中考察。乡土由地理概念变成一种关系：人与土地、家庭、地方语言和过去生活的联系，即使置身都市，也可能持续发生作用。
当然， “血脉”富有情感力量，也需要保持开放。并非所有 “70后”作家都拥有相同的乡村经验，地域、性别、阶层和家庭背景会形成不同的生命感受。乡土经验也不是与生俱来、原封不动地流入作品，而是在回忆和写作中经过选择、批判与重构。把 “乡土血脉”理解为一种不断生成的文化记忆，既能保留这一概念的温度，也能容纳都市、工业、女性经验和不同文体的丰富表达。
从农民形象到乡土血脉，张丽军的研究呈现了一种贴近中国现实的文学批评路径：既从作品细部理解人物的悲欢，又把个人命运放回百年乡土变迁；既关心传统的流失，也思考文化重建的可能。它最终提醒我们，乡土不是已经远去的背景，而是现代中国人在离开、返回与重新讲述中持续面对的历史关系。文学对这段关系的书写，使高速变化的时代重新获得人的面孔，也使我们得以从一代人的生命深处，理解乡土中国如何走向今天。
（作者系何香凝美术馆典藏研究部研究人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