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鲍福玉
在蒙阴县中山脚下的伊家后阴子村,一段断崖如沉默的守护者,将一个封存千年的秘密藏在花岗岩壁间。直到山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人员的目光触及这处石壁,那十一行历经千年风雨剥蚀仍依稀可辨的字迹,才真正揭开了神秘面纱。经专家考证,这块从未被地方志记载的摩崖石刻,不仅是蒙阴县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摩崖石刻题记遗存,更在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中,为沂蒙文化的传承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。
“从小就见这断崖上有字,黑黢黢的看不清,老人们只说是跟建佛殿有关。”63岁的野店镇大石头村党支部书记王凤宝望着崖壁,手指摸过被风雨磨圆的石头边角。据其介绍,这处崖壁高约5米,石刻距地面约3米,位于崖壁中间位置,单字约5-6厘米,为楷体,十一行文字长短错落,最短仅五字,最长达十三字,右上部分已被风雨剥蚀得模糊难辨,残存的字句却足以拼凑出与寺庙营建相关的线索: “造佛殿” “石匠” “书僧”等字样在石壁上若隐若现,让人不禁想象当年工匠们挥凿刻石的场景。
没有前人研究供参照,没有文献记载供佐证,这块石刻像沉默的见证者,独自守着五代乱世的秘密。这些年村里年轻人陆续外出,崖壁上的字迹愈发被淡忘,直到这次普查,才重新唤醒了村民对家乡往事的好奇。“我们也想弄明白,祖宗们到底在这石头上留下了啥故事。”王凤宝的话语里,藏着当地人对历史的朴素敬畏。
落款 “大梁乾化四年”几个字,为这段残文锚定了精确的时空坐标——公元914年,距离朱温灭唐建梁不到十年。这个在五代中寿命最短,仅存在16年的王朝,此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:北方藩镇割据,南方政权林立,中原大地兵戈不休。在那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年代,文字能被刻进坚硬的岩石,本身就是一种对永恒的渴望。或许是某座山间佛寺的修建记事,或许是信众祈福的功德记录,这些文字背后,是乱世中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坚守。
从残存内容看,石刻中出现的“石匠”“书僧”勾勒出当时社会分工的生动图景。石匠挥动凿刀的力度、书僧落笔的章法,都通过岩石得以留存。楷书的端庄里还带着唐代书法的余韵,又在笔画转折处透出几分不拘一格的灵动,恰如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——既延续着盛唐的遗产,又孕育着新的风格。在纸张难以保存的乱世,崖壁成为最可靠的“纸张”,让书法艺术的演变有了实物见证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,这段题记揭示了唐末五代沂蒙山区的佛教生态。尽管政权更迭频繁,战争纷扰不断,但佛教的传播并未中断,寺庙修建仍是地方社会的重要事务。石刻中“造佛殿”的记述,与沂蒙地区发现的同期佛教造像相互印证,共同勾勒出乱世中宗教活动的延续性,让我们得以窥见乱世中普通人的精神世界。这些文字为研究唐末佛教文化以及后梁的书法艺术,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依据。
作为蒙阴县已知最早的摩崖题记,其价值远不止于年代的久远。它填补了当地五代时期文化遗存的空白。“在史料记载相对匮乏的五代十国,这样一处带有明确纪年的实物,如同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。”蒙阴县文保中心主任苏建军介绍,“尤其是大梁王朝存在时间极短,这块石刻更显得弥足珍贵。”
蒙阴千年石刻是山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重要新发现。目前,蒙阴县文保部门已启动对石刻的紧急保护措施:无人机记录石刻所处环境全貌,高清照片留存文字细节,信息录入数据库建立档案。针对刻石内容,文保人员正结合五代佛教史、书法史等资料展开考证,力求还原千年前的更多信息。“我们计划结合学术研究成果,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,推动石刻文化与乡村文旅融合,让更多人了解这段藏在断崖上的历史。”苏建军说。
山东工人报 2025年08月11日 星期一
乱世中的文明坚守
《山东工人报》(2025年08月11日 第A4版)
在蒙阴县中山脚下的伊家后阴子村,一段断崖如沉默的守护者,将一个封存千年的秘密藏在花岗岩壁间。直到山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人员的目光触及这处石壁,那十一行历经千年风雨剥蚀仍依稀可辨的字迹,才真正揭开了神秘面纱。经专家考证,这块从未被地方志记载的摩崖石刻,不仅是蒙阴县迄今发现的最古老摩崖石刻题记遗存,更在五代十国的动荡岁月中,为沂蒙文化的传承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见证。
“从小就见这断崖上有字,黑黢黢的看不清,老人们只说是跟建佛殿有关。”63岁的野店镇大石头村党支部书记王凤宝望着崖壁,手指摸过被风雨磨圆的石头边角。据其介绍,这处崖壁高约5米,石刻距地面约3米,位于崖壁中间位置,单字约5-6厘米,为楷体,十一行文字长短错落,最短仅五字,最长达十三字,右上部分已被风雨剥蚀得模糊难辨,残存的字句却足以拼凑出与寺庙营建相关的线索: “造佛殿” “石匠” “书僧”等字样在石壁上若隐若现,让人不禁想象当年工匠们挥凿刻石的场景。
没有前人研究供参照,没有文献记载供佐证,这块石刻像沉默的见证者,独自守着五代乱世的秘密。这些年村里年轻人陆续外出,崖壁上的字迹愈发被淡忘,直到这次普查,才重新唤醒了村民对家乡往事的好奇。“我们也想弄明白,祖宗们到底在这石头上留下了啥故事。”王凤宝的话语里,藏着当地人对历史的朴素敬畏。
落款 “大梁乾化四年”几个字,为这段残文锚定了精确的时空坐标——公元914年,距离朱温灭唐建梁不到十年。这个在五代中寿命最短,仅存在16年的王朝,此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:北方藩镇割据,南方政权林立,中原大地兵戈不休。在那个政权更迭如走马灯的年代,文字能被刻进坚硬的岩石,本身就是一种对永恒的渴望。或许是某座山间佛寺的修建记事,或许是信众祈福的功德记录,这些文字背后,是乱世中人们对精神家园的坚守。
从残存内容看,石刻中出现的“石匠”“书僧”勾勒出当时社会分工的生动图景。石匠挥动凿刀的力度、书僧落笔的章法,都通过岩石得以留存。楷书的端庄里还带着唐代书法的余韵,又在笔画转折处透出几分不拘一格的灵动,恰如那个时代的文化特质——既延续着盛唐的遗产,又孕育着新的风格。在纸张难以保存的乱世,崖壁成为最可靠的“纸张”,让书法艺术的演变有了实物见证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,这段题记揭示了唐末五代沂蒙山区的佛教生态。尽管政权更迭频繁,战争纷扰不断,但佛教的传播并未中断,寺庙修建仍是地方社会的重要事务。石刻中“造佛殿”的记述,与沂蒙地区发现的同期佛教造像相互印证,共同勾勒出乱世中宗教活动的延续性,让我们得以窥见乱世中普通人的精神世界。这些文字为研究唐末佛教文化以及后梁的书法艺术,提供了难得的实物依据。
作为蒙阴县已知最早的摩崖题记,其价值远不止于年代的久远。它填补了当地五代时期文化遗存的空白。“在史料记载相对匮乏的五代十国,这样一处带有明确纪年的实物,如同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。”蒙阴县文保中心主任苏建军介绍,“尤其是大梁王朝存在时间极短,这块石刻更显得弥足珍贵。”
蒙阴千年石刻是山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重要新发现。目前,蒙阴县文保部门已启动对石刻的紧急保护措施:无人机记录石刻所处环境全貌,高清照片留存文字细节,信息录入数据库建立档案。针对刻石内容,文保人员正结合五代佛教史、书法史等资料展开考证,力求还原千年前的更多信息。“我们计划结合学术研究成果,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,推动石刻文化与乡村文旅融合,让更多人了解这段藏在断崖上的历史。”苏建军说。